在两次采访过程中——一次在她位于伊夫林省的家中拍摄，另一次是在特鲁维尔的前黑石旅馆，玛格丽特·杜拉斯回顾了地方在她写作活动中，尤其是在她电影中的重要性。她描述了女人在这些地方的决定性在场，也就是那些从书里移动到电影中去的女人。第一次采访...
充满哲思的话语俯拾皆是，谈女性与空间的关系，谈对文学和电影的认知，很形而上。然而或因没有深入了解过杜拉斯，时感晦涩。
“当我们通过写作转译时，我们总是无法应对写作，无法应对言语，不是吗？不可能传达出一切，不可能写出一切。因此，在图像中，您完全就是在写作，整个影像空间都是写作，影像的空间是书的空间的上百倍……我想将电影带回到起点处，归零，回归到一种原初的极其简单的初级的语法之中，几乎是不动的，一切重新开始。总之，我拍的电影和我的书都是在同一个地方制作出来的，在我称之为激情的地方，人在那里会变得又聋又瞎，总之我会尽可能长久地待在那里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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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拉斯永远是不可思议的，濒近多重意义（个体，家庭，社会，创作）上的虚无乃至绝望，从中却又渗透着占支配地位的感知与创造力。 创作的潜在风险是面对更深层次，接近癫狂的未知。 处所问题确实可以作为一个多学科融合的交汇点，心理学，设计学，社会学，电影学等等，它与创造力的本质相关联，是原始性与现代性的焊合之处。 形式的存在与存在的形式
敏锐的表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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